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

余秋雨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2011年被授予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201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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